——浅谈赛博时代下的舆论作用与自我审查

2020年疫情期间修读通识课程GNED100120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批判视野下的媒介与社会01(20192)一课的结课论文.大概当时还是坚定的自社人吧.
虽然从开始上课到交作业都是线上没有见过老师的脸,但是我和授课老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和联系.后疫情时代的新型社交.

摘要

本文立足于网络空间中近期发生的的几件影响力较大的事件，与中国网络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现状相结合，对网络社群的自规性等社群性质进行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

大众舆论，审查，私刑

正文

在互联网时代，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无限放大；而另一部分人则杳无音讯，仿佛他们在社群中并不存在。这一事实的合理性依赖于网路社交媒体的“推荐”机制与资本的作用：流量导向的社交媒体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被较多的人看到的内容；而获得更多点击量的常见方式之一是套用所谓的“爆款软文”模版，且花费一定资金进行推广。这一行为是普遍而常见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凭借粗陋的宣传手段与大量花里胡哨的包装，将无法评估的内核蕴含于其中；宣扬产品，兜售思想，传递价值观，都能仰仗于互联网传播讯息的低成本与高效率，对屏幕另一头的你，他，与乌合之众们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异化。

在开始叙述之前，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精英主义者。我并不想让后文内容充斥着自高自大者妄图强加自己的价值导向于他人的臭气。然而为了行文的流畅，笔者可能会使用一些具负面感情色彩的词汇来表达相近的含义。

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初以来社会秩序遭到了covid-19的冲击，不少固有的社会运转的规律被打破；而同时得益于新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诸如在限制出行后依赖外送服务生活，或是透过因特网远程办公等都成为了可行。而在通勤或是日常生活中省下的时间与精力无处发泄，又咎于条件所限，故互联网社群与媒体成为了大多数受制于疫情者的发泄的主要渠道。无线网路与便携智能设备在中国极高的普及率让1月中旬到3月底这70天左右成为了国内互联网讯息密度最高的70天，其讯息流之密集，内容之尖锐，投入的时间与金钱之多，盛况空前，远超去年中绝大多数国内网民对一部分香港异见者的群体性攻击与口诛笔伐。故这70天作为对网络特色生态环境的探讨的范本是绝佳的——时间间隔短，内容集中而尖锐。

在疫情期间，政府的宣传机器所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其基建能力：不可计量的大量自媒体与个人自发地为其防疫举措进行宣传，甚至不遗余力，宁可违反关于网络管理的法规2也要与海外准匿名论坛的网友一较高下，探讨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否比美利坚更为优越；或是透过诸如视频推流的方式来展现出基建能力与所谓“中国速度”与其象征的国力的强盛；然则在其背后，被网络用户选择性忽视的是其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拖欠基建工人薪资、在疫情初期地方政府的不力与中央政府对局势的一部分误判等内容成为了不可谈及的话题。而这一点显然是网络的管理者，亦即是政府所期望看到且作出引导的。

在流媒体中，人们乐见挖掘机与各类基建巨兽做出行动，无处不在的网络给了与医院修建毫无关联的一般人一种自己亲身参与了这一大业的错觉，但实际上观看者什么都没有做。某些人自嘲为“云督工”，可能一部分人确实理解了自己的这一行为不过是打发无聊消磨时间的举措，但自从政府批准视频推流系统开启打赏功能之后，整件事情的意味就发生了改变。不少人选择用给施工器械取名的方式，并给那些被人格化的机器打赏拉票——他们确乎是忽略了身处于那些器械中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工人，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统治阶级。然则他们几乎得不到主流社群的关注，处于被忽视的边缘，身处疫区做着与其金钱回报不相称的劳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人的本质就是劳动，故他们理应是崇高而本质的人类群体，可是他们的境遇却仿佛在否认这一事实。典范的中国城市居民将自己的“奶茶钱”“口红钱”在云端交给了那些他们所操纵的“小蓝”“小黄”，资本流向了平台与中间人，然而真正落到他们每个平凡者身上的财富几乎是不可计的小量，甚至于某工人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工资有1k元，领导说他的工资应该加到2.8k——但实际上在回访时我们才得知，他的工资只有0.5k，剩下的都被层层盘剥；他说自己有1k是往高处估量，认为这样说了之后自己的顶头上司不会受到处罚，从而不会克扣他的薪资并在下次有工作时仍然考虑找他去做。还有另外一群工人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去讨薪，事件在地方上得到曝光后他们成功拿到了一部分工资，但包工头放下狠话——“你们以后别想再找到工作”或是类似的话。

本文的主题并非是探讨中国工会的有效性与执行力，故在这里此例子仅仅作为一个引子，并不打算深入展开。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喜好简洁而美的、简单的事物，而非是处理复杂的、庞大的、相对令人不快的事物。隔着无线电波与数位灯管，那些肮脏而沾染了泥尘甚至可能有冠状病毒的制造着巨大噪音的庞然巨物的一切令人不快的属性都被削去，仅仅剩下可爱的昵称与直播平台中以简笔画的笔触勾勒出的图像。因此新时代的成长于温室的一代年轻人——他们有着一定的消费能力，但缺乏与之相配的批驳能力。这一代人多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且以女性为主要性别组成。他们在看到这种可以将自己的狂热的寻求社群感与认同感的行为正当化的大好机会时，自然不会吝惜手头上的些许钱财——毕竟，千金散尽还复来，虽然很大一部分人的财产来源仍然是监护人，也就是所谓“慷他人之慨”或是“借花献佛”。

这一部分人同样构成了目前中国偶像经济的主体对象，他们对于对象产品的消费是无理智的；且这一人群对于其追捧的对象的拥护是无条件甚至反智主义的；他们会去竭尽手段地在网路上捕风捉影对他人的言论进行“控评”（实则是网络暴力的一种形式）、耗费钱财（其中一部分来自监护人）对其的虚拟产品进行消费即所谓“打榜”。（在本文之中并不打算以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对偶像经济与其文化副产物进行批判——其价值之小是不证自明的：由偶像经济的定义可知，其本身就是相合于大众审美的彻头彻尾的文化工业，可以说其本质就是文化工业理论的商业发展与应用的直接产物：通过画像用户群体，给出最适合在其身上榨取价值的方案。）

偶像经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来，由东北亚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种新兴经济形式。在这一经济模式下，商品主体是“人”，亦即是用户为人买单。某个客体的受众选择为了客体本身而非其主要客观属性付出价值；按照范畴论的思想，一件事情被决定，当且仅当客观世界关于其的关系被决定。故在这一经济形式之下，客体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对象的属性存在。大多数狂热者对客体的追捧体现于对其娱乐能力与社交能力的景仰与潜在意识中的渴求；一部分较为极端者对客体表现为迷恋或是（性）冲动：一部分最为狂热而失去理智者将客观距离遥远的客体通过某种所谓“导子3”的心理效应，斥资以在妄想中以与客体具有较近关系的身份（如女（男）友、妈妈、姐妹等）生存。这一行为在常理上是不被大多数社会主流群体所接纳或认同的，更有某知名主持人在指出这一不合理性后被社群媒体中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所网络暴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没有一个统一而完备的标准可以衡量网路行为的正当性与正义性；故网络时代的社群自主规制应运而生。在社群规范中，大多是以中国网路的一些潜规则为基准，再结合某些社群内部的规则以实现“本土化”。然则在绝大多数社群中都有着一个默契的共识，即不引入公权力的介入与不谈论政治。这两者都是避免亚文化群体被收编，或是被政府所打击。

今年2月底，一个服务器位于海外的记录文字档案的网站收录了一篇男同性恋/性别转换倾向的通俗色情文学，其中涉及到不少中国法律不允许出现的淫秽场景描写。这篇文章的形式属于所谓“同人创作”，这一名词在这里不多做赘述；而在这篇色情文学中涉及到的当事人，一名公众人物，其追捧者因该公众人物在拥护者心中的形象与文章差异较大，故有组织地对其进行报复，包括但不限于网路暴力、由网路暴力引申出的对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引入公权力介入等。

在这一事件中，其拥护者自然认为自己的正确性不可撼动；在其社群规则下，为其追捧的客体付出，甚至于无视掉一些在其他社群中通行的规则是完全合理的。然则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网络社群中的用户，以自己的价值观导向强硬地试图融合或消灭其他的社群。而互联网是资本导向的，则显然拥有更多资本（一般而言可以与拥有更多用户相等价）的社群将在网路中的斗争取得优势地位。

这种事情对于网络中的大多数社群是常见的，而之所以将偶像经济单独点名指出，只是因为其做法更强硬、组织性更强。一般而言这种规制者会被称为“（网络）警察”。同时，考虑到本文的先决条件——资本作用可以极大增强舆论的强度。网络信息传播的廉价程度与不可验证性保证了资本在控制舆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故这种“警察”对于一部分无力的小社群可以轻松的毁灭其生态。本文的主旨并非是探讨网络环境的多元化与一元化，故不在此作出额外的评判。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行为并非只是限于亚文化社群之中，其影响力甚至走出了圈层，成功被“招安”或称之为被主流文化所收编。

就在上一年年中，香港异见人士的社交媒体账号遭到了所谓“饭圈女孩”的大举攻击。且先不论这一事的合法性与否（参见注2），其是否考察过这一行为的政治意义？他们自认为能够代表中国政府，或是官方的话事人；实则这一权利并没有被赋予给任何个人实体。以某一个群体的身份伸张自认为的社会的“正义”，这与使用私刑毫无二致。完备的社会结构自然具备一个合理而稳定的司法机构，而根据程序正义的观点，社会正义的唯一合理确保者仅限于司法机构，而非交由一群有一定组织性、思想不成熟、易被煽动而不受控的网络用户。中国共青团的官方账号试图利用这一力量，这是愚蠢的。玩火者终将自焚，其行动的原动力并非是逻辑驱动，而是图一时之快的狂热情感。

所谓“饭圈女孩”，他们会将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称为“阿中哥哥”。也就是所谓的追星式（饭圈式）爱国。这一点实则与某些别有用心者的企图是不谋而合的。一个国家的公民拥有对国家机器行使监督的权利，而非无条件地服从、支持或拥戴。追星式的情绪与群体性的气氛会让人陷入狂热，故而失去理智，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国家人格化与某些“靡靡之音，轻歌曼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效用为一个冰冷的国家机器赋予了人格，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由于同理心，人们往往会容忍其他人犯下的一部分错误；但是对于国家机器而言，我们断言过分的宽容是有害的；更何况所谓“饭圈”这一群体对其作为追捧对象的客体的态度是狂热的，用完全不允许批驳的态度面对客观政治实体，只会令其不断加速，最终或迎来坠崖的结局。

大多个体在强权（包括但不限于资本、较大的社群等）之下往往会因为自保而噤声，一些期望发声者则多少会受到周边的影响而不敢言语。故在诸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时往往会有集体失语的现象。强权对网络生态的控制是绝对的：在某个社群被主流社群收编后，其社群成员的话语将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进入主流后，他们集体失语的“快速转向”造成了“责任感缺失”和“扬善除恶”环境逆转。

让我们以金雁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潜入地下的思想界回答是：首先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的“无脑化”状态，要打破“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无比正确”“不容置疑”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

他们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颂扬国家的天赋”，不断地把D神化，似乎“只有这一’救世主’才能挽救国家”，说到底不过是暴力革命的傲慢变成了血统的傲慢。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

多年的宣传洗脑和整人运动，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能导致个人解放”。

以前古希腊时代，国家也曾有过自由人保护神的阶段，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不过是统治者的需要。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看，民族、国家、政党的团体认同并不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与生俱来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

人的思想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谁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属于每一个人，它从来就不是权力的婢女，不是任何人的恩赐。4

注1:朱丝缇缇雅（Justitia），通称正义女神，是古罗马的拟人化神祇，象征审判与能够实施审判的武力。
注2:参见《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注3:即conductor。
注4:引自金雁《集体失语的时代》
source:https://mp.weixin.qq.com/s/nrXONmAxR8acJLjh9jrs5w